释藤:首先恭喜您的影展取得成功,还有就是这本书的大卖。如果卖光了还会再版么?
王晓涓:宁波媒体采访时,我说我希望献给市民一场平民的“狂欢”,这虽然是一个形容,不过展览开幕那天确实来宾很多,大家就像参加一个欢乐的家庭大聚会,因为一些人就是书中人物,他们在展厅里找到了自己;更多的人在那里发现了熟悉的面孔:同事、朋友、邻居甚至亲人。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给人们平平淡淡的生活带去一些不一样的感受。展览期间观众也是络绎不绝,很多人看的非常仔细,在展厅里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有人说宁波美术馆这么有“人气“的个展不多见。展览和新书发布是同步的,很多人看完展览又买了书,说带回去慢慢看。如果书卖光了希望能再版。
释藤:拍摄三年时间,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吧?
王晓涓:确实没有。因为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质疑声不断,当然也有好心的提议,还有人觉得我不过是玩玩而已,没当回事,所以搞得我自己也“灰头土脸”的底气不足。不过当时我想做这件事再不值一提我也为女儿做了一个示范,告诉她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。
释藤:拍摄这本《宁波人家》您的初衷是什么?
王晓涓:说实话我不记得我的初衷了。我想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,当时的念头就是要用照相机做一件值得做的事情,并没有一个“明细账”。我一直喜欢拿破仑的一句话,“首先投入战斗,然后再见分晓”。这个作品也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,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是经过了很多的“否定之否定”后慢慢“磨”出来的。就像一场没有预先设定目的地的马拉松,或是一场没有完成编剧就开拍的电影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做这件事是为了自我救赎。我曾经和我先生开玩笑地说,我要出一本书办一个展览,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
释藤:摄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用来消遣的,您却赋予了影像更多的内容,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?
王晓涓:数年前,我先生在执行电视航拍任务时,因为直升机发生故障失控坠落,我先生大难不死,但他非常要好的同事牺牲了;出事后的一个多月,我的父亲也病重入院,不久后去世了,发生这些事时女儿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。那段时间,我奔波于断裂的骨头、血尿的膀胱、高考的大脑之间,时常想哭却没有合适的地方。那种铭心刻骨的痛楚,让我陷入极大的恐慌:宝贵的生命,不知何时就会离你而去。那段时间,我总听见米兰.昆德拉在说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”。
原先我最喜欢拍的是自然风光,那种轻松的愉悦很享受。但是在我的家庭的小船冲出风浪重新起航之后,我极有愿望去看一看别人的家庭都发生过什么,这个观看是带着情感的,那就是关爱。因为在我最无助的时候,来自他人的关爱特别美好。
释藤:拍专题很辛苦,您当时想过这些么?
王晓涓:无知者无畏。我从来没出过书办过展览,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摄影比赛。
释藤:期间一定遇到了很多难忘的事,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?
王晓涓:展览开幕的时候我说,我做《宁波人家》这个作品,时间上的跨度是三年,但是精神上的跨度是没有计量单位可以丈量的。3年的时间,我走访了200多户家庭,近距离的观看了这么多人的生活,很多个夜晚,我为他们的故事彻夜难眠。下岗女工陈翠娣,母亲生了8个孩子,她排行老六,父亲拉手拉车,挣的钱不过用,母亲还卖过血。陈翠娣小姑娘的时候就伺候人家坐月子,还帮人倒马桶,一个月才5角钱。她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,12年前下岗,卖过菜,捡过垃圾,洗过衣服。这样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女人,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还写写日记,写写诗,我给她的标题是:渴望把失去的爱情找回来。还有一对盲人夫妻,他们对我说,做人真是白到世上走一遭,连什么叫颜色都不知道。他们的两个女儿,一个在16岁的时候神经失常,一个在25岁的时候投河自尽……我去为他们拍照,推门进去,看到的是两个穿戴整齐的老人,裤线笔直。他们说晚上还是会把灯打开。我给他们的标题是:天黑了我们点灯。这个标题也可以说是《宁波人家》的美学追求,是我对生活的态度——可以艰难,可以忧伤,但心中一定要有光亮。
释藤: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时,您怯场过么?遭遇拒绝时,您的心态是如何调整的?
王晓涓:你这个问题问的厉害。其实做这个专题最让我犯难的事情就是“沟通”。首先是遭到拒绝,很多人都不想被拍,受到拒绝我心里肯定难受的,主要是那种挫败感。但后来被拒绝的多了好像也就没那么难受了,我就想你不愿拍会有人愿意拍的。天气不也常常这样吗?连阴雨之后会有几个艳阳天。很有意思,总是碰到几个拒绝的又碰到几个同意的,然后又有拒绝的。当然,总体上是拒绝的多。其实更让我有心理压力的是同意拍摄了的即将进入画面的人。可以这样说,每一次拍摄前,我的心情都很交集,既期待又是煎熬,不知会是怎样的人和故事为我开门,我甚至会在去的路上对那个家的场景、人物想象一番,当然结果往往大相庭径,我就是这样折腾了自己三年。不过如果是拍朋友就不一样了,如果是特别熟悉的那种,拍的就会比较放松,然后我会给拍摄加载,要求很多,把他们弄烦为止,不过太熟的人访谈这一部分又会比较弱,几根骨头几根筋都了如指掌了,还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谈话有人就会觉得好笑。
释藤:坚守三年,期间遇到困难的时候,您是否退缩过呢?
王晓涓:我是一个坚持性很差的人,一生干了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。于是我告诫自己,总要完整地做一件事情吧。而且这三年也确实是“痛并快乐着”,困难盖不过拍摄的乐趣,当我电脑的文件夹里拍摄人物一个个增加时,就像是果农秋收时去采摘苹果,看着自己筐里的苹果一个个多起来,满怀收获的喜悦。
释藤:宁波人家就是一份社会学的调查问卷,也是一份珍贵的家庭缩影,您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?
王晓涓:您说的是客观意义,其实我觉得我主观上最想告诉读者的是“观看”的镜像,你观看他人其实就是在看自己,当读者在书中看了那么多他人的生活时,或许会对自己的生活有触动,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怎样生活,现在人们太忙了,忙得都没工夫打量自己的生活。纪实摄影的重要特点是客观性,但是我觉得我在作品中很有主观倾向,熟悉的朋友说在书中看到我的身影。我想我自告奋勇地担当了说书人的角色,说书人是有很多旁白的,“旁白”里有评判,只是我的评判比较隐藏,但是我肯定有评判。
释藤:今后还会拍摄类似的影像文本么?
王晓涓:没有想好呢。
释藤:摄影现在是不是成为了您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?
王晓涓:好像并不是。生活中有意思的事情很多。但是做完这本书,我比以前关注他人了,这和以前的我很不一样。摄影和文字是我和这个世界谈话的工具,也是我传递我的想法的载体。
释藤:宁波人家拍好了,以后呢,您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么?
王晓涓:这件事就过去了,翻到新的一页。
释藤:这次展览带给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?
王晓涓:我一直以为在这个过度物质化的时代人心都变得很“硬”,其实我错了。有不少观众在微博上留言,说他们看了展览或书哭了——心与心的距离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远。
释藤:您觉得摄影最大的难处是什么,容易的又是什么?
王晓涓:我从来没有觉得摄影本身有什么难的,因为“喜欢”而摄影就不太会犯难,也就都变得容易了。听快门的“咔嚓”声是我人生的一大快事。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记住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,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它往往胜于责任感”,这句话伴随了我很多年,以至为我如何“出牌”做选择。
释藤:您拍摄时对器材讲究么,尤其是在室内拍摄,布光、景深的控制要求都比较高一些,您是如何做到统一的?
王晓涓:拍这个专题我最初是用尼康D70S,几个月后换了尼康D700,因为对器材没什么研究,所以从来不讲究。“宁波人家”的拍摄对我的摄影技术是很大的挑战。上海的摄影师徐平先生说他拍室内的环境人物用五个灯,我都不好意思和他说我是怎么拍的。为了快速和方便,我基本上是用自然光,不过三脚架是必须的。我也为了不使被拍摄者觉得尴尬,试过不用三脚架,但是不行。不过数码时代后期制作可以加分不少,我一个铁哥们儿杨旭,是拍商业摄影的,我的照片全都是他公司的制图高手给做的。
释藤:在摄影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,您最喜欢哪些摄影师的作品,平时对于摄影理论、摄影史方面的书籍又有哪些是值得推荐的呢?
王晓涓: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。我家有一架二手的德国蔡司伊康相机,记得小时侯一些重要的时刻或节日,母亲总是为我们拍照,受她的影响,我从小就喜欢拍照,被拍或者为别人拍,她教会了我拍照并从中获得乐趣。初学摄影的时候《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》帮了很大的忙。在做“宁波人家”这个专题以前,我喜欢的摄影师和作品基本上都是风光类的,做《宁波人家》这个作品后,才开始关心“人”应该怎么拍,我想我可能是除了胡杨先生自己,看《上海人家》次数最多的,我拍《宁波人家》就是受胡杨先生的《上海人家》的启发。2011年参加了顾铮先生的摄影研讨班,他为学员们播放了BBC制作的《摄影演义》,我看了以后很震撼,参加这个班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。之后买了顾铮先生的很多书,他的《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》之“我将是你的镜子”,“当恐慌来临”,我一直放在家中最方便拿的地方。
释藤:书出来了,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新的开始还是结束呢?
王晓涓:书出来了对我意味着疏通了被堵塞的下水管道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个通道,只是大家疏通的方法不尽相同。书出来了是结束也可能是开始,因为我不能保证我的“管道”从此畅通无阻。
释藤:以后还会做其他的专题么?
王晓涓:我想会的,我喜欢“在路上”的感觉。
释藤:谢谢您,期待您再一次行走“在路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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